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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I运行总体平稳 价格改革成效显著

    www.cddc.chengdu.gov.cn  2018-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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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我国的改革篇章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辉历程,国民经济和社会民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物价体系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的国家定价发展到以市场供求决定价格,确立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主体地位。40年来,成都市物价受经济和政策影响呈现出由高位运行且大幅波动向平稳运行转变的态势。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顾物价变化的主要特点,分析其原因,总结价格改革成就和经验,为开启新的价格改革探索和保持物价稳定运行积累更多的启示。

    一、改革四十年来成都CPI运行特点

    (一)物价总水平持续攀升。

    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作为4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展开,伴随着国家宏观调控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成都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也随之不断增长,价格调节在经济活动中逐渐成为有效调控的手段。2017年与1978年相比,成都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7倍,年均涨幅5.4%。

    1:1978-2017年成都市CPI走势

    (以1978年价格为100)

     

     

     

    在以1978=100的定基CPI走势图中可以看出,40年来成都市CPI运行呈持续攀升态势,其中,1978-1997年价格上涨较快,1998-2005年价格波动幅度较小,2005年后再度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

    (二)价格涨幅前高后低。

    在以上一年为基期的CPI走势图中可以看出,成都市居民消费价格年度涨幅呈现出前高后低的特点。1978-2017年期间,CPI涨幅大于3.0%的有20年,大于5.0%的有14年,且多数发生在1998年以前。以1998年为分界点,这之前物价波动大且涨幅较高,1998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物价走势平稳,即使在2007-2011年价格走势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上下波动,但总体涨幅不大,说明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换挡之后,物价的波动开始出现平缓的特征。

    2:1978-2017年成都市CPI走势

    (以上年价格为100)

    EMBED Excel.Chart.8

     

     

    2显示,成都市经历了6次通货膨胀和两次通货紧缩。六次通货膨胀发生在1980年、1985年、1988年、1994年、2007年、2011年前后,相应的涨幅分别为6.6%(1980年)、11.4%(1985年)、24.6%(1988年)、26.5%(1994年)、5.2%(2007年)、5.4%(2011年),两次通货紧缩发生在1999年和2002年,分别下跌1.7%和1.3%。

    (三)价格波动周期特征明显。

    从物价运行和变动轨迹看,成都市居民消费价格波动周期特征明显。具体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978年-1984年价格涨幅波动较小,年均增长2.9% ,属于平稳增长期。

    1985年-1994年价格涨幅波动较大,年均增长12.6%,属于高速上涨期,其中1988年、1994年物价涨幅分别达到24.6%、26.5%,是成都市改革40年以来的次高点和最高点。

    1995年-2012年价格涨幅回落,年均增长2.6%,属稳定上涨期,期间成都CPI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仅有的两次负增长,分别是1999年(-1.7%)和2002年(-1.3%)。

    2013年-2017年价格涨幅是近40年最平稳的时期,年均增长1.7%,属于温和上涨期。

    (四)食品价格变动对CPI影响大。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成都市食品价格上涨约14倍,年平均涨幅7.3%。从历年成都市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来看,由于食品类在CPI中所占权重较大,食品价格的变动会直接影响CPI走势。

    3:1978-2017年成都CPI与食品价格走势

    (以上年价格为100)

     

    1数据显示,每个阶段食品价格变化拉动CPI相应波动。

    1: 1978-2017年成都市CPI与食品价格涨幅

     

    (五)成都市与全省、全国趋势一致。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成都市CPI走势与全省、全国保持一致,拐点也基本吻合,仅有个别年份波动幅度更大。例如,1988年和1994年发生物价飞涨期间,成都CPI分别上涨24.6%、26.5%,高于四川4.7和1.9个百分点,高于全国5.8和2.4个百分点。

    4:1978-2017年成都与四川及全国CPI走势

    (以上年价格为100)

    EMBED Excel.Chart.8

     

    二、价格改革对成都市CPI运行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展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机制的形成过程中,体制的转变也是市场价格的波动重要原因,由成都市CPI走势可见价格改革对之产生的影响。

    第一阶段(1978-1984年),改革启动阶段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提高1979年夏粮统购价起,国务院启动了以调价为主要手段建立合理价格体系的改革目标。这一阶段的改革方针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主要是为了适应国民经济调整恢复的需要,提高了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猪肉牛肉等副食品以及煤炭生铁等基础产品的价格。1979年18种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4.8%,8类主要副食品的销售价格提高30%左右。1978年,国家定价占97.0%,市场调节只占3.0%;到1984年,国家定价占73.5%,国家指导价占10.5%,市场调节价占16.0%。

    由于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存在的隐形通货膨胀得到部分显现,从而引发价格快速上涨,1980年,成都CPI上涨6.6%。随后在国务院前后三次发布关于稳定物价的通知的影响下,成都放缓价格调整步伐,商品物价趋向稳定。1981-1984年,成都CPI分别上涨2.1%、1.9%、0.3%、4.6%。这一阶段,CPI走势总体平稳,累计涨幅18.7%,年均涨幅2.9%。

     

    第二阶段(1985-1994年),市场经济初步确立阶段

    1. 1985-1988年,价格改革全面展开,物价大幅上涨。

    1985年,中央提出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建立合理价格体系的思想。这一阶段的价格管理体制改革方针是“放调结合,以放为主”,通过放权和价格放开,扩大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定价权。1985年,省以上定价的农产品,已由改革前1978年的127个品种,减少到13个品种,轻纺产品国家定价的品种只保留84中,其余均下放给企业定价。重工业产品按销售收入计算国家定价的比重约占40%,浮动价占18%,企业定价占42%。同时,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合法化和公开化使市场主导价格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由于经济的过热引发的投资规模过大、连续几年货币超发和国民收入超额分配,在价格放权的影响下,价格水平大幅上涨,出现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1985年成都市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了11.4%。由于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与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措施没有及时出台,在1987年、1988年随后出现了“双轨制”滋生的“官倒”和“抢购潮”,价格改革“闯关”失败。1988年,成都市出现改革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CPI当年上涨24.6%。1985-1988年累计涨幅69.1%,年均涨幅达到12.4%,是第一阶段平均水平的4倍。

    2.1989-1991年,价格治理整顿,物价明显回落。  

    这一时期主要是针对价格放开阶段出现的问题进行治理整顿,建立和完善价格宏观调控体系。采取“抑制通胀,调控结合”的手段,通过国家加大调控力度,控制农产品上涨的幅度、控制轻工业产品和重工业产品的价格上涨。为保证实现价格总水平的控制目标,国家逐步建立了少数重要商品的储备制度,价格调节基金制度,这些措施发挥了明显效应,通货膨胀受到抑制,价格涨幅明显回落。尽管由于上年涨价的翘尾影响以及宏观政策的滞后效果,1989年成都市居民消费价格上升16.2%,但在1990年、1991年成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分别回落至3.5%、5.2%。

    3.1992-1994年,建立市场价格体制,物价迅速走高。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价格体制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进入建立市场价格体制时期。1992年,成都全面放开粮食价格和绝大多数农副产品价格,1993年放开部分煤炭和绝大部分钢材价格以及城区猪肉、菜油、牛奶和茶叶价格,放开全部日用工业品价格。市场调节价在零售商品价格中的比重占93.0%,在农副产品收购价中占81.8%,在生产资料价格中占73.8%,以市场价格为主的价格体制基本确立,价格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但是,由于前期城市改革中因速度的骤然放慢而积累了许多经济问题,企业经济运行始终处于高度紧绷状态,国民经济的“硬着陆”没有改善通货膨胀的压力,伴随着企业改革的进行,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突然释放,成都进入第二次严重的通货膨胀期,1994年,CPI上涨26.5%,达到40年以来的顶峰,成为改革开放40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这一轮通货膨胀持续时间长达4年之久,导致这三年成都CPI年均涨幅21.1%,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涨幅最大的时期。

    第三阶段(1995-2012年),全面改革阶段

    这一阶段价格改革经历了巩固、攻坚、优化三个时期,成都CPI涨幅从高位回落后,在低位小幅波动,累计涨幅316.7%,年均增长2.6%,年均涨幅较第二阶段回落10.0个百分点。

    1.1995-1997年,价格改革巩固阶段,物价迅速回落。

    为了遏制过度的通货膨胀,国家开始出台宏观调控的“十六条”措施,包括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严格各种贷款限制,提高存款利率,大量发行国债等。经过几年的调整,经济过热现象基本得到控制,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市场价格明显回落。1995-1997年,成都CPI涨幅逐步缩小,分别上涨17.5%、9.7%、5.7%。此时,无论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还是工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和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市场调节价比重均已超过80%,市场价格体制进一步完善。

    2.1998-2002年,价格改革攻坚阶段,物价低位运行。

    1998年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影响,加之国内需求低迷,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粮食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下滑,出现了通货紧缩迹象。为摆脱通货紧缩影响,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刺激消费、鼓励出口的政策,市场为主导的价格体制进一步深化。到2001年,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已减少为13种(类),在社会零售商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购销环节中,市场调节价比重超过90%。在这些措施下,虽然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消除,但“9.11”以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对加入WTO以后的国内市场价格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多种因素促使成都CPI呈现低谷徘徊的走势,年均涨幅为-0.5%,这一阶段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仅有的两次负增长,分别是1999年(98.3%)和2002年(98.7%)。

    3.2003-2012年,价格改革优化阶段,物价小幅上涨。

    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是政府对价格体制的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主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对价格的形成作用,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来引导平衡供求关系,达到价格稳定和正确体现价格规律的作用。2007年、2011年受国际市场石油、铁矿石、粮食、食用植物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成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输入型通货膨胀,CPI分别上涨5.2%、5.4%,2008年受次贷危机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的影响,成都CPI涨幅缩小至4.3%。随着政府采取的“4万亿”等刺激经济增长一揽子政策效应的逐步显现,以及全球经济逐步回暖的大环境下,成都CPI保持波动上涨趋势。2003-2012年,成都CPI累计上涨185.8%,年均涨幅3.2%,进入小幅上涨区间。

    第四阶段(2013-2017年),深化改革阶段

    自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全面深化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干预。在此政策下,一系列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政府定价范围进一步缩小。到2016年,我国价格市场化程度超过97%,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基本形成,政府定价范围已基本集中在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重要的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三个领域。这一阶段,成都市居民消费价格在2%上下波动,年均涨幅1.7%,较上一阶段平均涨幅低0.9个百分点,进入温和上涨区间。

    三、成都市CPI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5:1978—2017年成都CPI与GDP走势

    (以上年价格为100)

     

    (一)价格波动与经济发展明显相关。

    CPI和GDP的走势图来看,成都市GDP的增长率在1985年、1988年、1993年、2007年、2011年达到峰值,分别是18.4%、12.7%、18.4%、15.7%、15.2%,而成都市的CPI涨幅分别在1985年、1988年、1994年、2007年、2011年达到峰值,分别为11.4%、24.6%、26.5%、5.2%、5.4%。表明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价格涨幅也紧随而上,两者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价格波动与经济发展关系变化。

    1978年以前,我国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价格水平长期稳定不变。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逐步解除对商品价格的管制,进行了多次价格调整并逐步放开对农产品和一般工业消费品的价格管制,向市场定价逐步过渡。这一阶段,价格运行与经济发展受计划与市场双重影响,缺乏稳定性和规律性,两者的相关性不强。1978 -1997年,成都CPI涨幅与GDP增速的相关系数仅为0.01,价格波动主要受政府调控为主。改革后期,随着价格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价格波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CPI涨幅和GDP增速之间的相关程度越来越高,1998-2017年,成都CPI涨幅与GDP增速的相关系数提高至0.39,价格波动主要以市场调节为主,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CPI作为经济变化的晴雨表和信号灯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四、成都市价格改革的成就

    经过四十年的价格改革,成都市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体制,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推动了民生的改善,对下一步价格改革的纵深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建立了市场决定价格机制。

    经过四十年的价格改革,成都市的价格管理体制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深刻变革,打破了旧的僵化高度集中单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价格形成体制。绝大多数商品的定价权已经从政府转移到市场手里,国家除对关系国计民生重要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采取直接管理外,其它商品价格都不直按干预。资料显示:经过数轮改革,公布的《四川省定价目录》中确定的市管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项目已由252项减少至89项,截止到2017年底,又由89项缩减为37项,一般市场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据测算,当前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商品和服务已经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97%,其中一、二、三产业价格市场化程度分别达到100%、97.4%、95.9%。

    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价格改革的推进,增加了国民经济发展活力,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成都市三次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31.8:47.2:21.0变为2017年的3.6:43.2:53.2,与1978年相比,2017年成都市第三产业总值累计增长95.7倍多,高于地区生产总值累计增长速度。不仅三次产业比重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有了明显改善,近年来迅速发展的金融保险、邮电通讯、文化教育、医疗保健、房地产等行业所占比重加大。同时,价格改革有力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提高了农副产品价格,刺激了农业生产发展。成都种植业占农林牧渔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78.1%下降为2017年的55.8%,而林牧渔业则由21.9%年上升为44.2%。2017年,成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878.87亿元,比1978年增长54.9倍,年均增长10.9%。另外,价格改革提高了基础工业产品价格,促进能源、原材料等行业发展。2017年,成都实现工业增加值5217.2亿元,比1978年增长131.5倍。

    提高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价格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也是调节利益关系的最直接工具。价格改革的实践证明,通过提高粮食、棉花等严重偏低的农产品价格,理顺煤炭、石油等严重不合理的基础工业品价格,改善第三产业价格偏低的状况,极大调动了各种商品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有效的刺激了消费品产量的迅猛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数据显示, 2017年,成都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403.5亿元,比1978年增长462.7倍,年均递增17.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38918元,比1978年的340元增长113.5倍,平均每年增加989元,年均增长12.9%;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0298元,比1978年的140元增长144.0倍,平均每年增加517元,年均增长13.6%。

    增强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保持市场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是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成都经历了六次通货膨胀、两次通货紧缩,以及2003年“非典”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的价格异动。以上各个特殊时期中,成都的价格管理方式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为主,逐步过渡到以经济手段为主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干预相结合的管理模式。通过实施三重日表控制、价格应急监测、临时价格干预、建立12358投诉举报网络等工作机制,加强目标管理,及时调整价格调控方向,妥善把握政府调价项目出台时机,强化价格监测预报和监督检查力度,积极运用价格调节基金等经济手段调控市场、平抑价格、实施补贴、使市场价格波动得到有效控制。

    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继续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求“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资源性、垄断行业将是改革的重点,近一两年对电信行业资费的调整,已经表明放开竞争性业务和竞争性环节价格,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这一未来趋势。同时要强化价格领域反垄断执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这为下一步深化价格管理改革指明了方向,将推动改革进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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